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对47个巡视对象开展的巡视，发现“小官贪腐”问题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亿元村官”周伟思、“亿元股长”李华波、“亿元水官”马超群……笔者梳理各地“小官巨腐”典型案例，剖析其权之异化、腐之无度、害之深重，并提出反思与建言。

　　一、权之异化

　　（一）小权大用,寻租飙高。这些贪官对常规的事务、易办的小事,也想方设法附条件设障碍,拖着不批不办,将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以谋取最大的利益。他们利用手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权力杠杆，却能撬动巨额的资产流进自家腰包。

　　（二）明权暗用,定向谋利。在土地转让、三旧改造、资源开发、项目审批、工程招标等环节，一些基层官员与不法商人相互勾结，采取明谈暗议、明招暗定等手法，“定向”为特定关系人（企业）拿项目谋利益，最终是为自己寻回报图钱财。

　　（三）一权多用，办公掺私。一些小官不放过任何“捞钱”机会，用权总想利、办公常掺私，最常见的是不给钱不办事，或者“吃拿卡要”，雁过拔毛，或者一个事权多处谋利。

　　（四）超权使用,越界求财。这包括超越权限用权,不该表态的表态,不该签字的签字，集体决定的私自决定;超越时限用权,已停办的事项仍在办理,将来的事项提前处理,利令智昏。

　　（五）权权互用，官官相护。甲领导给乙领导办事,乙领导为甲领导解决个人问题,以致循环扩展开来,形成关系网和利益链，小官的权力也被放大，在日积月累之下，小官就逐渐成了“巨腐”。

　　二、腐之无度

　　（一）村官的欲壑。近年来，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拆迁、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农村“三资”管理等环节衍生出众多“千万级村官”，在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尤为突出。涉案村官贪腐的胃口之大、手段之恶劣，令人惊愕。

　　1.坐地生财。七成腐败村官发的是土地财。土地转让、出租，村官成了“土地爷”，坐地生财养出“财神爷”。土地开发的每一个环节，都成了贪官敛财的机会。广州市白云区近四年因贪腐“落马”的101名村干部，多数涉及征地拆迁、为“违建”充当“保护伞”。一些村官瞒上蒙下，贪占政府各类补偿款、惠农资金，收受开发商贿赂，借机向农民索贿，从政府、企业、群众中“三头获利”。深圳龙岗南联社区原主任周伟思，在旧城改造项目中，在为企业拿项目、助拆迁等多个环节大肆敛财，收受5600万元巨额贿赂。

　　2.伸手“三资”。一是截留惠农资金。采取多报多领、虚报冒领、改数据骗签名等方式，截留私分国家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粮油补贴等钱款。二是私分集体资产。或转公为私，或私占牟利，或合谋瓜分，或低价处置，等等。温州市永嘉县新桥村原主任余乾寿等10名村官竟然瓜分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三是侵吞集体资源。土地、山林、矿产等资源开发的背后，往往有村、镇干部的身影甚至股份，是官商勾结的腐败高发区，令一些村官短时间内暴富。

　　3.插手工程。随着国家支农惠农力度的加大，农村的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文化场所建设增多，一些村官成了工程建设项目的“超盘手”。他们或强揽工程，巧取豪夺；或违规发包，暗中获利；或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弄虚作假，损公肥私。

　　4.涉黑盘踞。腐与恶常结伴而行。一些“创业大户”、“致富带头人”当上村干部后，钱加权得势，转而拉帮结派，发展为盘踞一方的恶势力，甚至勒索敛财。一些村官上寻“保护伞”，下笼亲信，结成利益链，胆大妄为。深圳葵涌街道原拆迁办主任黄伟明，不仅受贿行贿、放高利贷、赌博，还伸手拆迁评估、测绘、确权、补偿等环节。

　　（二）要岗的横行。能“巨腐”的小官，或掌握国土、教育等特殊资源，或控制水电煤汽等垄断行业，或是单位“一把手”，均居要岗，在其势力范围内“具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或卡住审批，或断人“粮草”，或伺机要挟，可谓一手遮天。马超群有着“不给钱就不通水，给钱少就断水”的权力，用水企业被迫向他行贿；“电老虎”、“煤老虎”、“路老虎”也是如此横行。一些地区，基层权力运行往往就是“一个人、一句话、一支笔”。“京城最贪镇长”李丙春可轻易挪用1.78亿余元，放贷获利数百万元。

　　（三）卑职也疯狂。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哪怕再微小的权力。曾有11名供职中央部委、企事业单位的收发员，与邮局大客户组负责人串通，以加大邮资的方式，一点一滴共侵吞150万元公款。国家发改委一些保洁员、门卫等后勤人员，通过出卖项目审批人员的行踪信息，收受钱财。

　　三、害之深重

　　（一）损民利伤民心。原本群众利益忠实代表的“主心骨”，变成吞噬群众利益的“大蛀虫”，对群众感情的伤害是最大、最直接的，因而激发民愤，带来深切的民生痛苦。“老虎”怎么样，百姓不知道，但“苍蝇”有多坏，群众心知肚明，恨之入骨。

　　（二）败风气坏形象。群众看党政，主要看干部。小官是群众身边的干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折射出党风政风的好坏优劣，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基层干部腐败，不仅毁了干部自身的形象和群众的信任，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污浊了政治生态，伤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小官巨腐”是对执政党公信力的极大杀伤与瓦解。

　　（三）撼稳定动根基。由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官的贪腐导致的群体上访和干群冲突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火药桶。广东“乌坎事件”就是典型。小官级别虽低，但人数众多，贪腐一旦扩展开来危害极大，它将造成权力系统的根系性糜烂，是溃堤之蚁穴，必须警醒。

　　四、反思与建言

　　（一）为何失察，如何杜渐。小官在其财富积累至“巨腐”的过程中，众多的“婆婆”真的无人察觉？为何中央巡视组短时间内就能摸清情况，指出问题？问题揭示了原因：一是对基层权力监管和监督的系统性缺位，使得一些基层单位成了不设防的地带；二是查处腐败上存在误区，对一些微小贪腐案件的处理往往从轻发落，忽视“细究”，错失了遏制巨腐苗头的时机。“造物主骗人的手段，莫如‘渐’”，从“苍蝇”到“虎蝇”，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小官巨腐”警示我们:有利益的地方，便有利欲的滋长；权力缺乏约束的地方，总是腐败的重灾区；贪腐官职无下限，腐败程度无上限，反腐败务必重视防“微”，杜“渐”。

　　（二）村官失控，如何制约。村官“从事公务”而非公务员，是村干部而非“党政干部”，是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而非“法人”，这种“是官不是官、是民不是民”的身份，导致纪检、监察、法律对其监管存在盲区。外部监督缺失与内部监督虚弱的叠加，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官自治。这样的权力运行环境，贪腐将难以避免。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防止村官腐败？要通过分权，推进民主决策；要通过限权，推进民主管理；要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扩大、细化村务公开，推进民主监督，真正实现村民自治。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对村社组织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应当编制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权责清单，明晰权责范围，规范运行流程，强化环节监管；探索实行“政经分离”，让村官回归基层自治和公共服务，集体经济引入“职业经理人”管理，构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债务管理模式；探索建立“三资”管理中心、交易中心，切断私欲走向贪腐的通道，从而实现农村由传统治理转变为依法治村。

　　（三）要岗脱管，如何监督。掌握特殊资源、控制垄断行业的重要岗位人员和一些基层单位“一把手”，当实权遇贪婪再脱管时，权力就成了脱缰的野马。城乡土地、矿产等资源增值，掌握审批的部门权力也“增值”；掌握水电煤汽等基本公共资源的部门，权力向基层集中。随着治理与改革的深入，应当避免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防止出现“绝对的权力”，切实采取多元渠道加强对重要岗位、关键环节的监督，修补基层权力监管监督薄弱的短板。

　　（四）严惩震慑，综合治理。治理“小官巨腐”，必须标本兼治。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既“重拳”查处大案，又“细究”微腐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强化“不敢”；以惩促防，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加强管理监督，强化“不能”；加强教育引导，强素质增免疫升自律，强化“不想”。建立常态化惩防并重机制，营造基层干部干净干事的清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