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在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顺庆区人大代表、南充市和平路小学校长罗迦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全面推进我区儿童防性侵工作的建议》。建议提出: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建立起监护人、校园、社会三重“保护网”;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中小学入学必修课。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罗迦代表说,这份代表建议的蓝本是“1号检察建议”和教育局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
把防性侵课程引入辖区小学
和平路小学位于南充市主城区。全校一至六年级共有学生1000多人。罗迦将学校的特点概括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比较多,占比达40.6%”。
留守儿童较多的特点,也拉高了当地儿童性侵案件的数量。南充市顺庆区检察院检察官雷蕾告诉记者,自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顺庆区检察院共受理性侵犯罪案件87件181人。其中,2015年幼女遭受性侵犯罪案件为4人,2016年为8人,2017年为11人,2018年为12人。
鉴于此,在2018年1月,顺庆区检察院组建的“梧桐树”公益团队与北京“女童保护”公益组织开始合作,将女童保护组织的优质防性侵课程引入辖区的所有小学。
就在这个时候,罗迦接任和平路小学校长一职。顺庆区检察院马上与罗迦取得联系,主动提出送法进校园。罗迦希望与检察机关的合作常态化,就聘请顺庆区检察院检察长何晓荣为法治副校长。
在一次防性侵授课结束后,授课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卡片,让大家把想对老师说的话写在上面。卡片上印有检察官的联络信箱。
在整理调查卡时,一名女生填写的内容让雷蕾心头一紧:“我曾经遭受过两次性侵,一次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吃一堑长一智,不要告诉我的家长。”
“学生当时没有用真名,我们又担心公开查询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雷蕾说,检察院在与校方一次一次协商之后,最终通过对照笔迹确定了那名写卡片的女生。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她,商定以授课回访的名义把她划入座谈学生的范围。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得知,受侵害学生是在上学路上被猥亵时,检察官立即把线索交给公安机关,同时请心理咨询师对孩子进行心理帮扶和抚慰。雷蕾说,从后来她给检察官写的卡片内容判断,这名女生已经走出了心理阴影。
据顺庆区检察院统计,从2018年1月初至2019年3月末,检察机关基本实现辖区乡村学校“儿童防性侵课程”的全覆盖,共计为6270名孩子教授99堂防性侵课程。
在保护孩子问题上努力实现家校合一
2018年10月,最高检认真分析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1号检察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校园预防性侵害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人员等。
2018年11月初,何晓荣向该区教育局局长当面通报“1号检察建议”的内容。与此同时,该院要求担任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的检察干警,将“1号检察建议”的内容逐一通报所属学校的校长,并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帮助学校对安全方面的管理制度进行查漏补缺,面向全校教职员工组织法治教育活动。2019年3月初,顺庆区教育局局长换任,何晓荣再次向新任教育局局长当面通报“1号检察建议”内容。2018年1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2019年1月,顺庆区教育局通知辖区所有学校对照落实整改。
罗迦表示,已经收到教育局的书面通知。目前,正在组织教师共同学习两份文件,并且把文件内容向家委会通报,由家委会成员在各班家长群里发布,在保护孩子问题上努力实现家校合一。
罗迦始终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只有学校、检察机关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重视远远不够,家庭教育不能缺位”。
五条建议助力夯实“1号检察建议”
通过一段时间的部署落实,罗迦感到,在有效预防和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一些细节影响着“1号检察建议”的执行力。对此,他在向区人代会提交的建议案中列出五条建议。
第一,保护未成年人应以预防为主。罗迦说,无论检察机关还是教育部门,在发文时都更多地强调了如何保护孩子,对如何引导孩子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提得较少。他建议以预防为主,将防性侵自我保护教育,纳入孩子进入幼儿园、进入小学和升入初中等关键时间节点学生与学生家长的必修课。第二,通过多渠道宣传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让人们熟知侵害未成年人需要付出的法律成本。同时,严把教师资格入口关。在考核时,不要光看专业水平,还要判断准教师们是否有社会责任感,是否真心爱学生。第三,多部门协同,但是要明确牵头单位。罗迦说,现在的状况是协同部门都很积极,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没有部门主导,这样很容易陷入“九龙治水”的尴尬。第四,期待在“1号检察建议”和教育部门《通知》的基础上给出量化考核指标。罗迦说,目前两个文件都只是给出了框架结构,大方向有了,但是缺乏具体操作方案。“1号检察建议”要落地生根,离不开具体量化的考核指标,否则到了基层学校,就会不知所措,无从落实。第五,现在的法治副校长都由公检法的同志担任。但是,由于经费问题,加之缺乏对法治副校长责权利的明确,完全靠法治副校长讲奉献,将难以持久。罗迦建议尽快完善相关制度,明确相应的责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