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中，受邀代表们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像电信网络诈骗这样的犯罪已非孤立个案，检察机关要将犯罪治理作为系统性考题来思考和推动。对此，广州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健回应道：“犯罪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刑事案件强化前端治理效果，是构建新安全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广州是司法办案大市，在社会治理中自然要发挥办案大市挑大梁的作用，这要求我们以更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保障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广州市检察机关根据犯罪结构变化特点，从传统“打击为主”模式向“惩防治”一体化转型，主动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格局，推动“犯罪治罪”和“犯罪治理”相融合，为破解超大城市犯罪治理难题，助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检察方案。

2025年，广州市两级法院判处三年（含）以下有期徒刑刑罚人数占同期法院一审判决人数的87%。面对重罪比例大幅下降的新趋势，如何在犯罪治理中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广州市检察机关的答案是：不机械办案，不简单入罪，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基础上，对案件依法分类处理。

李某、黄某是一对情侣。公安机关排查发现有涉诈款项流入黄某名下银行卡。因涉案的共同犯罪参与人供述反复且前后存在矛盾，而且案件可能涉及上游犯罪分子以“养卡”之名实施违法“借卡”活动，属于典型的“小案不能小看”情形，检察机关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办案检察官逐一阅读分析李某与黄某2019年相识后的在线沟通记录，了解到李某早期是为了资金周转向黄某借卡套现，后续因缺乏还款能力，逐步萌发借卡谋取不当利益的动机。而黄某主要是出于对男友的信任和逾期无法还款的忧虑，口头同意李某出借其银行卡，且其本人日常并不掌握和使用涉案的3张银行卡，也未亲身前往参与出借活动。据此，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提起公诉，对黄某则考虑其犯罪情节轻微，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结合类案办理经验，注意到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涉案人员多为初犯且呈现年轻化趋势，广州市检察机关进一步明确、细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依据，制定完善工作指引，对再犯、组织犯、职业犯等依法从严处理；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或向特定关系人“借卡”及依法退缴违法所得等情形，综合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性、认罪认罚表现等情节，依法建议从轻、减轻处罚或作不起诉处理。

不只是“帮信罪”，广州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其他罪名和重大疑难案件，广州检察机关逐一开展类案调研，全面研判犯罪总体态势、重点发案领域、犯罪新手段新特点等。2025年，广州市检察院共制发7份工作提示、5份办案指引，引导办案检察官准确把握证据标准，区分依法从严打击、依法从宽处理的情形，依法精准监督和建议公安机关对于轻微暴力、小额盗窃等显著轻微案件作出行政处罚，避免不应作为犯罪评价的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如果说办案是对个案的纠偏，那么检察建议就是堵住监管漏洞，推动制度完善，让治理由点到面的支点。

胡某、张某从2024年4月开始，合伙在广州市花都区某街道加工假冒国际知名注册商标的产品。案发后，该案分流至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办理。2024年10月，海珠区检察院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二人提起公诉。2025年5月21日，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胡某、张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一年。同年7月，二审维持原判。履职过程中，海珠区检察院和花都区检察院都察觉到受理涉花都区“电商村”侵犯商标类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增长趋势。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为推动“治罪”向“治理”转变，从源头上遏制犯罪，在联合走访调查的基础上，2025年11月，海珠区检察院和花都区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行政机关收到建议后立行立改，巡查工厂、商铺等场所320余次，立案查处皮具五金制假售假案件6件。通过矩阵式综合整改，花都区“电商村”已建立起立体全面的监管网络，真正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在广州，从个案中找到制度漏洞，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社会治理的案例不在少数。盗窃犯罪作为侵害群众财产权益的多发性犯罪，直接威胁人民群众安全感。在广东省检察院统一部署下，广州市检察机关开展盗窃犯罪专项治理，深挖案件背后的社会治理漏洞，推动源头防治、协同共治。

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检察官通过办理王某等3人盗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发现被害公司在劳务派遣人员管理、仓库日常监管等方面存在漏洞及制度缺失，向该公司制发检察建议；越秀区检察院发现酒店员工盗窃顾客财物犯罪案件多发，建议主管部门引导和敦促酒店做好员工入职审查，推动酒店积极主动防控并加强人员管理；番禺区检察院针对大学城内小额财物盗窃高发情形，实地调研后向高校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治理校园盗窃行为。

2025年，广州市检察机关共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144件。其中针对各类盗窃案件背后关联的管理漏洞制发检察建议26份，助推辖区出现盗窃警情和案件数量双降态势。

醉驾治理是犯罪治理工作的重点之一。2022年以来，广州市检察院联合公安、司法、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单位多次召开醉驾治理专项工作座谈会，针对醉驾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人群、重点行业研究治理路径，对接落实治理措施，推动开展专项整治。

广州市增城、白云、花都等区检察院针对醉酒驾驶摩托车突出问题，推动相关部门重点开展醉酒驾驶摩托车犯罪整治和预防；天河、海珠、越秀、荔湾等区检察院针对本区酒吧等餐饮娱乐场所相对集中的特点，推动相关部门在醉驾高发的重点场所加强教育提醒，遏制重点街区醉驾高发态势。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醉驾案件，广州市检察机关还协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商联和地铁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和警示教育：在车管所滚动播放预防酒驾醉驾宣传视频，在申领驾驶证业务流程中设置观看醉驾警示教育片环节；向广州500余家企业的20余万名员工发出“拒绝酒驾”倡议书；连续3个月在广州地铁16条线路304个站点共2.7万块电视屏幕投放预防醉驾公益广告……

据统计，2022年以来，广州市检察机关协同相关部门开展线上线下预防酒驾醉驾主题宣教活动161次，覆盖人数1304万余人次。2022年至2025年，广州市两级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醉驾案件量和案件占比持续下降，醉驾治理成效持续显现。2025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雄桥在调研检察机关醉驾案件办理工作时，对专项治理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健全完善醉驾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持续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从普法宣传、协同治理和教育改造等方面加强醉驾治理。

2025年，广州市检察院向同级党委政法委报送治理报告，助推市委出台《广州市提升刑事犯罪治理效能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等工作纳入平安广州建设重点项目；联合广州市公安局、司法局开展盗窃犯罪治理、“地下六合彩”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等专项行动，加强重点区域警力布控、建立检警对接机制等。通过纵深推进犯罪治理，2025年，广州市11个基层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案件数量均同比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案件数量排名前十的突出犯罪有7个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危险驾驶罪下降幅度三成以上，盗窃罪、寻衅滋事罪下降幅度近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