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勾结令“鬼贼”当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曾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余振东，在“贪内助”余绪惠的“洗脑”和前行长许超凡的“调教”下，犯下惊天大案：贪污、挪用银行资金4.83亿美元，并逃往美国，引起举国震惊。在这起惊天大案发生的前后，动辄上亿元、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金融腐败案件，此起彼伏，不时从一些地方冒出来，令人防不胜防。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2002年到2004年间，伙同他人以非法手段占用20多家单位的巨额存款，并以提现、转账、电汇或境外购置资产等方式非法据为己有，存入银行的巨额资金“人间蒸发”。2004年逃往加拿大的高山，10年后回国受审。作为我国金融系统最臭名昭著的故事至今仍在延续：2011年，涉嫌非法集资2亿元的中国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原行长孙锋，与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出游泰国后便失踪了。2011年4月至2012年1月，烟台市一银行支行原行长刘维宁分多次将该行库存银行承兑汇票取走后潜逃，涉案金额高达4.36亿元。与这些卷款潜逃、一走了事的亿元贪腐案主角不同的是，有些金融系统的蛀虫，已经放弃了原始粗放的方法，开始使用“高精尖”手段。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在短短5年内，利用专业金融手法与他人合谋多次恶意超发数亿元国债，并将其中3.4亿元国债资金挪用于炒股、投资理财，供个人牟利。

　　我国金融领域著名的贪腐案中，有的数额虽然没有高达亿元，但其职务级别之高也足以令人震惊：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张恩照，中国银行原副行长赵安歌，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杨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尽管这些案件的酿成大多在前些年，产生的原因也相当复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银行“内鬼”混杂其中，他们频频捅破貌似严密的监管大网，成为一桩桩金融腐败大案的始作俑者。据中国银监会统计分析，在频发的金融腐败大案中，“内鬼外贼”联手作案达到了80%以上。大量事实也表明，银行“内鬼”要把巨额资金搞出来，需要“外贼”配合；“外贼”虎视的银行资金，也必须“内鬼”亲历亲为。金融腐败大案中的“内鬼外贼”，无不深谙此道。

　　2004年7月28日，建行山西省分行等发现11.25亿元巨额资金失窃。经查，此案牵涉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另有数目不等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企事业单位牵连其中。在这起令高层震怒、且令太原银行业几乎全军覆没的山西省“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中，就是银行“内鬼”内外勾结，通过私刻印章、伪造转账支票等手法，将银行存款转至其他账户，再以直接提现、办理质押贷款、转为承兑保证金等形式，骗取巨额资金。其中农行山西分行太原漪汾街分理处原主任张建国，在金融“掮客”胡吉贤诱惑和“2亿元存款”蒙蔽下，干脆与其合伙进行票据诈骗，给农行造成了1.46亿元巨额损失。

　　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去开户行哈尔滨河淞街中国银行对账，发现账户中共计2.93亿元存款去向不明。同日，东北高速接到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报告，称其存于河淞街中行的530万元资金也不翼而飞。经公安机关查实，在河淞街中行等银行失窃的存款超过10亿元。2004年12月30日，该行行长高山在席卷了这10亿元机构存款后，出逃加拿大。第二天，他的小学同学、“富甲冰城”的李东哲也随他而去。被卷走的这些巨额机构存款，都是他俩“揽储”搞来的。高山是银行的“内鬼”，李东哲作为“吸收存款经纪人”，他们与机构达成约定：对方将大额资金存到高山所在的河淞街中行，而高山和李东哲则按高息支付“存款回扣”。自2004年10月以来，他们通过李东哲的空壳公司频繁转账，高频巨量向外汇走了这些巨款。

　　近几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成绩斐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金融领域里的腐败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给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金融系统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一场“不留死角”的战斗打响

　　2014年，一场金融业“不留死角”的全面检查大幕正在拉开。横向上，从债市领域开始延伸到基金、银行等领域；纵向上，从“80后”的明星基金经理，到行业元老，机构高管。对腐败而言，尽管腐败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利益输送多离不开金融这一载体与纽带。因此，做好金融反腐，不仅是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反腐败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证券市场中，一部分曾经叱诧风云的人物在充满利益的金融市场非法谋取私利而被集中调查。2014年11月，一大批老鼠仓陆续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一个多月的案件就超过了5起。

　　如果不是债市反腐，或许没有多少人能够想象到债券的灰色空间是如此之大。2013年4月份，万家基金王牌基金经理兼固定收益投资总监邹某被带走调查。随即债券风暴迅速发酵，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杨某被曝在此前一个月前也被带走调查。此后涉案的人员不断增加，齐鲁银行、西南证券以及嘉实基金，涉案人员无一例外均是从事固定收益投资业务，而且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2013年9月，宏源证券发布公告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胡某，副总经理周某因个人问题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因此该公司免除了两人的职务。此前的9月10日，该公司债券销售部总经理陈某和部门副总经理叶某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债市多米诺延续至2014年11月：证券业老大、历任国信证券、华西证券、银河证券等多家券商的总裁胡某因为涉嫌债市反腐被刑拘。　　　　

　　职务犯罪居高不下

　　银行的关键岗位和权力岗位是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高发岗位。如会计、出纳、储蓄、信贷等是挪用、贪污、侵占、诈骗、盗窃案件的高发岗位，基层领导岗位多发违规经营、贿赂案件。从全国发生的金融腐败情况看，职务犯罪已渗透到信贷、计划、会计、出纳、储蓄、国际业务等各个部门，涉及到从吸收存款到票据结算、发放贷款、出具信用证等各个环节，既有一般职工，又有分支行干部，更有总行级领导。值得关注的是，“一把手”及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实施犯罪现象突出。

　　建行原行长张恩照，收受美方一家商业公司贿送的100万美元，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对外形象。建行原行长王雪冰、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等都有海外任职经历，他们的丑行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极大。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银(香港)行政总裁刘金宝原在上海工作期间接受重金贿赂后，越权限、逆程序向万泰集团违规放贷15亿元，其中不良贷款高达10亿元。一些分行、支行行长，利用手中权力疯狂捞钱的案件频频发生。如在温州中银大厦腐败窝案中，国家损失3500万元，牵出了43名违法违纪人员。原中银温州支行行长叶征、副行长卢明顺、符加蝶、鲁荣华，以及其他案件牵扯出来的交行苏州分行总经理蔡涵刚、工行四川乐山分行行长朱雪纯、工行河南驻马店分行行长孟凤岭及乐山路支行行长张学勤等腐败分子，都是被权钱交易拉下水的。在金融腐败案中的职务犯罪比例达到了80%以上。何以如此？就是因为在我国金融系统中，不管是高级管理官员，还是一般员工，都拥有较大的权力和权力异化的便利。面对银行的巨额资金，一旦思想防线被物欲的“洪水”冲毁，就是“汪洋”一片，四周不见边，水深不见底。

　　特点一：内部监管和监督不力，内控制度落实不到位。虽然银行金融机构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内部监管，但在执行落实上没有严格落实到位，监管部门没有独立，在内控制度上由于人员限制，有些重要岗位出现混岗现象，重要环节和重要岗位没有严格落实强制轮岗休假制度，如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的陈某多年未曾轮岗，在其连续5年多的时间里多次作案盗用往来资金，有时他正在作案，领导就站在旁边，还表扬其工作优秀认真，为工作加班加点。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某利用职权帐外违规经营造成该支行联行资金缺口4.82亿美元的大案警示，对金融机构高官人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权利制约和行为监督，禁绝违规经营。

　　特点二：私欲膨胀、利令智昏在外界各种因素刺激诱惑下，一些素质低下的从业人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奢侈享乐等行为时有发生，个别人对廉洁自律思想上不重视、行为上不检点，从而转化为贪得无厌、走向犯罪。如建行珠海市分行九州支行原行长刘某因贪污客户的存款利差和挪用1亿元公款走上不归路。他在吸存和客户维护中，逐渐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和吃喝玩乐的陋习，萌生了极端的个人享乐及拜金主义思想，在他看来，世界上金钱最重要。为了吸存保官位，也为了个人利益，他将手伸向了银行存款，深陷社会不法分子为他挖好的泥潭。银行业是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员工每天都与钱、账打交道，一旦沾染赌博的恶习，更容易走上犯罪。如信用社储蓄员挪巨款赌博，女出纳挪巨资全家参赌等。交通银行广西柳州分行的翟某因梦想赌球致富，终因赌博将罪恶之手伸向自己掌管的国家财产。

　　特点三：金融腐败趋向于“合作”——同谋作案。随着我国金融监管力度加大、金融业内控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单独作案难度增大，于是共同联手作案增多，单个案件的涉案人员增多。有的是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牟利；有的是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共同作案。大量案件事实表明，银行“内部人”要把巨额资金挪出银行，需要“外援”配合；“外援”虎视银行资金，也必须“内部人”倾力协助。　　　　　

　　深化改革 抓好监管

　　金融腐败滋生和泛滥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积累过程，既有金融腐败分子的主观因素，更有金融系统内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不到位因素。因此，加强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业的透明度，是形成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抑制金融腐败的重要手段。金融专家指出，根据目前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情况，预防和治理金融腐败，需要注意兼顾长期的治本之策和近期的治标举措。毫无疑问，从长期看，坚定地推行银行商业化和股份制改革，进一步加大银行业开放力度，就能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现代银行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减轻银行“软预算约束”，避免银行从业人员道德风险。从近期看，基于目前体制条件，加强监管仍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对法制和市场化监管不健全形成“真空”的有效填补。如推行银行管理层强制休假和制度性轮岗、轮调、换岗制度，就便于及时发现银行经营中的贪污挪用、违规操作和监守自盗行为，防止少数人长期一手遮天，掩盖大量违规违纪行为。更重要的是，当前要改革“行长经济”的传统模式和积习。有的银行之所以漏洞百出、大案不断，主要是行长“个人说了算”，民主作风差，贷款想要放给谁就放给谁，不考虑是否能收回来。建立现代银行业管理体制，破解“行长经济”难题，也正是中国金融业不断探索和改革的方向。

　　客观地说，我国金融系统的规章制度是比较健全和严密的，除了有内部制约机制，还有案件风险防范责任制。有的单位所有规章制度加起来有上千条，规定不可谓不细，可为什么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金融腐败问题呢？遏制金融腐败问题，抓好监管落实是关键。严密的制度只有落到实处才会发挥出它应有的约束作用。这些上千条的规章制度不仅要让所有人知道，还要让他们知道违反这些制度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同时，要在金融系统的每一个单位都形成一种人人受监督、人人受制约的良好氛围。针对如何抓好监管落实问题，首先是要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监管和履职过程中的动态监管力度，督促其不断加强思想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诱惑面前眼不花、心不乱。

　　预防和减少金融犯罪，最主要的是加大犯罪成本，让腐败分子受到迎头痛击，使意欲涉贪者望而却步。再者，还需努力破解金融犯罪“大鳄”卷款潜逃后的追击难题。对卷款潜逃的犯罪分子，必须发起群体攻势，集中火力，像追捕凶残的刑事犯罪分子一样，组织精兵强将，尽量缩短缉捕时间，以减小金融“大鳄”长期不能归案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检察助力金融

　　近年来，金融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诸如私募基金、创业投资等新兴金融投资方式的兴起，给我国经济转型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埋下诸多隐患。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我国检察机关不仅严厉打击金融腐败犯罪，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还充分发挥了法律监督职责，“预防、建议、整治”三位一体，助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2011年11月1日，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金融检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上海隆重举行。此次会议宣布了《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关于设立金融检察专业委员会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专业委员会章程、理事会组成人员和顾问名单等重大内容。事实证明，金融检察是随着我国检察机关与金融犯罪作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一项专业性职能，我国检察机关一方面惩治和预防犯罪，一方面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发挥金融检察职能，促进民间金融的蓬勃发展。同时，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我国检察机关还与金融监管部门相互配合，通过事中预防监督、事后惩罚的合力，更好地应对金融创新活动对金融监管和金融检察提出的新挑战。之前在北京、上海等地检察机关已经开始试行金融检察专门机构的改革，如2004年5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成立了国内第一个金融犯罪公诉组，2009年2月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成立了金融检察处。这种将金融检察单独划分的做法，丰富了在金融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形式和方法，同时可以促进检察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将检察人员相对固定在一个专门的领域，有利于检察人员从实体与程序上全面研究金融专门知识，通过疑难案件分析、新型犯罪处理，金融案件罪与非罪区分，风险防范，拓宽视野，提高办案质量和业务能力。2012年，上海检察院还发布了《2012金融检察白皮书》，这也是全国首份针对金融领域检察的报告。上海检察机关采取了几个措施，一是上海的金融机关每年向社会通报金融案件的一些情况，同时公布金融白皮书，把金融犯罪中的一些情况，包括检察机关发现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向金融单位提出。通过白皮书的形式，可以让金融单位了解当前的犯罪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让他们注意改进工作，加强管理，做好预防。

　　金融腐败，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破坏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只有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尤其是抓住经济领域中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不断完善人、财、物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促进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