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贺敬之的《回延安》道出了很多人到延安的激动心情。如今的延安面貌日新月异，就像诗中所言：“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

　　延安，古称肤施、高奴、延州，原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位于陕北金三角经济协作区腹地，历来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的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塞上咽喉”、“军事重镇”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延安在近代成为中国革命圣地。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部队进驻延安城。同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于是，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革命的指导中心，举世瞩目的“红都”。

　　杨家岭位于延安市西北约3公里的杨家岭村，是中共中央1938年至1947年的所在地。1938年11月，因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中央机关由城内搬到杨家岭，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等单位均设于此。党中央在此期间，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3年10月，中央领导由此迁驻枣园，中央其他单位仍留住这里。我们走进了中央大礼堂和几位领导人的旧居，看到了毛泽东与记者斯诺谈话的小石桌，正是在这个石桌上毛泽东向斯诺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感叹：“这里没有讲究的陈设，但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岭的尽头，有毛泽东种过的菜园，当年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菜招待华侨领袖陈嘉庚只花了两毛钱，对比在蒋介石那吃过的两千多元的盛宴，陈嘉庚由衷地感慨“得天下者必共产党也”。

　　1947年3月初，蒋介石派出了大批飞机轰炸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延安。3月13日，胡宗南的15个旅约14万官兵分两路向延安进攻。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占领空城延安之后，蒋介石决定来延安。1947年8月7日，蒋介石乘坐着美龄号专机飞临延安。次日早上，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间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随从告诉他，这间窑洞的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窑洞，这些窑洞无论外观还是内设都是一样的。尽管从1927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特别是1934年，国民党军通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占领了共产党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们千里万里地走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带之后，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又文采飞扬。蒋介石回到边区外交宾馆，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后，当天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延安。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90华里处。这是延安的另一面，它为中国革命打下了经济基础。1940年，回防边区的一二○师三五九旅从绥德开往南泥湾，既守卫延安南大门，又开荒生产。经过3年的时间，三五九旅使昔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丰衣足食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站在延安的街头回望历史，那一幕幕俨然就在眼前，宝塔山依然高高挺立，延河水静静流淌，革命的血液早已滋润了这片大地，红色的光芒激励着后来人勇往直前。